反映机关干部作风差，不作为，滥用权力、执法不公、欺压百姓和农村干部作风粗暴等。

《交大法学》 您刚才提到人大内部法律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的关系。１９７９年到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先后任经济法室处长、国家法行政法室副主任、主任，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跨世纪后，全国人大的立法就更少了。这也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法制统一理解得很消极，那么最好取消地方立法权，这就能实现绝对统一了。加上这些限制后就把地方给套死了，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对这条有意见。总之，这方面缺少监督，同时也涉及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事实上，很多法律就是这么启动的。修改《立法法》，不止要改动它的条文。以权力强行压制或干预正常的学术研究，的确不该，事实上也是缺乏政治智慧与政治自信的表现，因此它未必真的代表了执政者的主流认知

  正如台湾《中国时报》的一篇社论所言，《红旗文稿》上一篇非知名法学学者的文章，连同对某个文件的几个不准的联想，引发了2013年法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不安。在对各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往往关注的是文本或判例，而忘了更深层次的追问：宪法的前提是什么?当然是国家。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清末立宪失败了，还有民国立宪;第一共和(民国)失败了，还有第二共和(改革开放前的共产主义探索)，然后还有第三共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而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理解现代国家形成的三种情况与立宪的两种模式。

毫无疑问，虽然现代立宪都肯定要具有某些契约、协商的要素，但国家形成的不同就决定了立宪模式的不同。而价值观不统一，协商和谈判的各方都怀揣私货，就会为立宪及宪法的实施带来更多的困难，不仅导致宪制的失败，也会将国家和民族带入危险之境。

而基于契约-合并型国家与大一统国家的不同，就有了建构型协商与入主型协商两种立宪模式。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宪法当然就有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基石性作用。因此，如果说立宪的建构模式是通过契约在建构一个新的秩序的同时也缔造新的国家的话，那么立宪的入主模式任务明显要轻松一些。站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上，在新中国建立一个多甲子之后，在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30年之后，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西方与东方的对话，人民与国家的对话，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在东方这个古老的伟大国家，在西法东渐300年之后，在鸦片战争173年之后，中华民族将继续探索更为杰出的宪法制度与宪法智慧。

因此，两种立宪模式显然存有很大差异。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宪制胜利神话：美国宪法不仅是美国胜利的保障，也是宪法必将在全人类走向胜利的象征(也许还是承诺)。可以说，没有美国宪法，既没有美国，也没有美国人民。这种立宪情形，可称为入主-协商模式。

其重要性与契约性国家的宪法，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中国，虽然历史上主要是王朝政治，但很早就有了与今天民族国家类似的国族意识，其典型的特点是王道政治与牢固的大一统观念，哪怕是王朝战争中，主流的观念都是以天下为志，而反对分裂割据。

这是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的经典反题，是野孩子成功逆袭、光耀门楣的励志故事。在英美之外，中国、日本等则是大一统立国的代表。

既然这一基本的机制已经通过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检验——为什么不会在第三个世纪内继续呢? 的确，这部宪法书写了人类最辉煌的宪制历程，引发了世界历史上一系列的革命事件，并成为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立宪的摹本，最终定格为人类宪政文明的标杆——以及其他所有后发国家宪法优劣甚至真假的标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不争论来体现出的最低限度的理性协商，才凸显出其宝贵的实践智慧。但大一统国家在不同，在近代立宪之前，国家和人民都已经存在，因此立宪就必须受制于国家的历史、人民的政治记忆，或者说民情，也即萨维尼所言的民族精神。启蒙时代以来古典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国家形成的社会契约论，虽然这种理论自我普适化并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某些学者中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为真理颇显荒唐，但征诸西方历史，也能部分地得到印证。而且，它也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在吸收和借鉴全世界一切对我有益的宪法智慧同时，也试图为人类贡献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理论与智慧。这是国家形成的第二种情况，也即大一统型。

这是第三种国家形成的情况，也即军事征服型。比如，英国国王曾因为得罪了教廷而程门立雪，甚至在教士的墓前接受鞭笞，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今天的世界，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美国宪法不仅构建了美国，还锻造了美利坚民族。  二、三种立国情形与两种制宪模式 与美国宪法的阳光男孩形象相比，中国宪法在部分宪法学界中则成为发育不良与未老先衰的奇怪的贫病综合体。

当然，这不是盲目复古，而是涅槃重生的中国传统。在宪法的阳光照耀下，美利坚合众国高歌猛进，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以权力强行压制或干预正常的学术研究，的确不该，事实上也是缺乏政治智慧与政治自信的表现，因此它未必真的代表了执政者的主流认知。建构模式下，尤其是无中生有的美式建构模式，立宪的难度极大，而且也并不完全是一个理性、平和协商的文质彬彬的过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南北战争中血流漂杵的浇灌，没有少数族裔与有色族裔的泣血抗争，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美国宪法的妖娆花朵。在立宪之前已经有了国家和人民俱在的大一统，宪法的任务是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确认已经入主了的问鼎者、逐鹿者的地位，并以此构建旧国家的新秩序。美国是其典型，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契约建国。

  三、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宪法的未来 因此，理解了国家形成与立宪模式的不同，至少会给我们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第一，不要为中国宪法添加那么多它所不能承受之重;第二，对于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文明而言，关于宪法、宪制等等的诸多争论，将来最大公约数必定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他国宪法流行的公投与解散制宪国会之后的重新选举，修宪门槛也并非高不可攀，难以发现在中国制宪、修宪与普通法律立改废之间的截然界分;没有司法审查，鲜有宪法解释，宪法成为没牙的老虎，成为束之高阁的屠龙术，而非能在法院适用的人权护身符。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谈崩了，就很可能没有后来的美国了。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10月刊。

只是，这种理论必须既建立在中国宪法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之上，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当代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甘阳语)。[ 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开启的近代社会之前，在教权、神权与封建割据的状态下，欧洲也很少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清末立宪之前，国家和人民俱在;民国立宪之前，国家和人民俱在;1982年立宪之前，同样是国家和人民俱在。而实际上，对于处于古今中西交汇点上的中国宪法及其实践而言，也正为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中国宪法理论。有关建国之父们的英雄传说主宰着每个人的心灵，正是他们组建了一部启蒙时代的机器，经过来自联邦最高法院的适度微调而成功进入了21世纪。虽然我们希望有一部能够足为万世法的宪法，但这显然更是一个不断探索的任务，探索会失败，但国家和人民依然屹立。

三种情形当然不是截然不同的，其中也肯定会共享某些类似的因素。因此，这种立宪模式对入主者与谈判各方心胸、智慧与理性的要求，绝对不会比建构模式下更低。

他直言道：我们的宪法叙事将我们缔造成了一个民族。这是现代国家形成的第一种情况，也即契约-合并型。

中国宪法理论的未来发展，必须寻找自己的根基之所在。与其坐而论道、临渊羡鱼，何妨退而结网、先干起来，正如赵汀阳先生所言，存在就是做事(to be is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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